1983年，北京。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马克西姆餐厅的开业仪式上。（图/刘香成）

　　如果将摄影师刘香成的人生以世纪作为分野，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两种泾渭分明的职业状态。

　　第一种是摄影师的。在20世纪，他用相机一窥中国在竹帘后的神秘面目，出入好莱坞、新德里、阿富汗的战场和宣布苏联解体的直播现场，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

　　第二种则是21世纪的。他是跨国传媒公司的高管，用挑剔的眼光，编撰着后来层出不穷的摄影作品。

　　他经营着一家摄影艺术中心，为活跃在当下的摄影师，比如亚历克·索斯，举办展览。

　　“40多年，”在上海浦东美术馆的一处会客室，他缓慢地说，然后就像每一个跨越世纪的人都会低估时间的流逝，72岁的刘香成又重申了一遍时间，“50多年、60多年、大半个世纪，我对中国的观察从来没有改变过。”

　　刘香成正在筹备一场展览的开幕。第二天就是开幕日。他对展览的动线还有些看法，在展厅里踱步，还想进行调整。

　　这场名为“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的展览将从2023年6月9日持续到12月17日，是他个人生涯体量最大的回顾展。

　　“已经很满了。”在布展的现场，刘香成对布展的工作人员说，“展览在视觉上已经很丰富了，现在需要的是一些节奏和空隙。”

　　近200幅照片挂上去，即便去掉时间和事件线索，照片所代表的意义仍然可以用政治和历史的语法轻易认出。

　　从一个国家的一号领导人到最微不足道的居民都在里面，如同展览标题中“镜头·时代·人”所揭示的那样，这是扫过时间的广角和特写。

　　连续的采访让刘香成有一些疲惫。不说话时，他生人勿近，“甚至有些倨傲”（许知远语）。

　　但刘香成有自己的风度——解开两个扣子的牛津纺衬衫、花白的头发，然后是他脚踝上一圈又一圈的彩色袜子条纹，一丝不苟。

　　在每个采访和场合，刘香成不知道讲过它们多少次，或查缺或补漏，勾勒出他在20世纪历史中的曲折。

　　比如，作为唯一一个拍摄到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照片的摄影记者，他冲出克里姆林宫时如何迎面被人打了一拳，并被门外的同行大骂；

　　即将崩溃的苏联正在阿富汗进行最后一场战争时，他目睹了军队的来与去，贪婪而兴奋地在一个篱笆小房子里对着吸食毒品的内战士兵不停地按快门……

　　很多时候，都是刘香成在讲，旁人在听，琐碎、精细，技术细节上还常常流露出诗意。

　　听刘香成亲自讲述的最大不同是，他会强调一些前提，而不只是运气和所谓在历史现场的重要性。

　　对他来说，那些出自他手的经典照片不是一个高光、提喻或休止符，而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时间。

　　“你得先是一位跨国新闻机构的特派员，对吧？”他强调“特派员”，而不是因为突发新闻出现在现场的记者。

　　“不是说哪个地方发生了事情我才去，而是你之前的工作成果被人熟知，才会有一个《时代》周刊总裁这样的人物打电话给你，说明天戈尔巴乔夫要电视直播，你去现场吧。”

　　“我来中国不是三个礼拜，我在新德里也不是十几天”，特派员的身份自由、沉浸，在热点事件的刺痛下，他们输出更具历史性质的内容。

　　“那个时候我们的胶卷是36张，这种工作有时很闲，有时很忙，我会不停地观察人、思考这里，就不想换胶卷。”

　　有时候，一卷36张都没拍完就冲洗了，剩下10张、8张，是他留给自己思考和观察的余地。

　　这和正在录音的手机形成了对比，这个比相机轻薄的方盒子里储存着2万多张照片。

　　任谁都会羡慕刘香成的工作状态——不仅可以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还可以跟当地的杰出人士成为朋友。

　　在洛杉矶，刘香成在海滩旁有自己的住房，开一辆敞篷车，拍摄好莱坞的琼·柯琳斯与安迪·沃霍尔。

　　为了获得签证，他也可以陪着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喝大半年的威士忌。

　　上海涉外饭店有限，他在锦江饭店的卫生间里搭起临时的暗房，DB真人红色的安全灯下DB真人，显影液里的胶卷获得生命，刘香成用断断续续的电话线和传真机传递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而这一切的意气风发在展览上的一张照片里可以预见：刘香成去美国上学时辗转在莫斯科的留影。

　　北京第一个割双眼皮的人、喝下重新在中国生产的可口可乐的人、在沈阳雕像下单腿滑旱冰的人……

　　与其说那几个坐在广场上借路灯阅读的高中生，还有三个戴墨镜的少年，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某种气质的标志，不如说那种精神的笼罩从未散去，影响至今。

　　如同鲍德里亚所讲，拟像不是真实的复制品，而是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成为超越现实的真实。

　　许多人说刘香成在功成名就后创作便慢下来了，但刘香成说，他对待拍照的想法没有变。

　　一个例子来自周迅。“一个饭局上，周迅说‘我在荧光灯下，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泡泡里面，我觉得很没意思，我很想去跟一些人一起生活6个月的时间’。”

　　“我说‘你为什么不拍？你喜欢摄影，你拍拍身边熟悉的人，走出荧光灯下繁忙的工作状态’。她喜欢这个想法，便拿出一张纸，写下了一些演员的名字，这些人是喜欢摄影的。然后因为这些人都很忙，都有经纪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搞了一年多之后，我说拍什么人定下来了吗。她说定下来了，‘我就拍幼儿园、中小学的同学’。我说‘好，去你老家，看到什么就去拍’。这仍然是一件属于摄影的事情。”刘香成说道。

　　2011年，在拍摄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时，刘香成用了自己的导师焦尼·米利(Gjon Mili)用过的技巧——光绘。

　　焦尼·米利曾捕捉了毕加索在稀薄的空气中画了一头公牛的场景，并被视为毕加索在功成名就后仍然不断汲取新媒介的明证。

　　周有光在半空中写下“中国”，刘香成想表现的是，汉语拼音发明的创造力，从英语的a、b、c、d到拼音的a、bo、ci、de。

　　“照片是这样的——一张叠一张再叠一张，最不出名和最出名的人、DB真人各行各业的人来构成一个社会。”

　　他在福州戴过红领巾，去香港生活的时候那儿还是殖民时期；出国后，他看着汉学家的著作震荡着自己儿时的情感体会。

　　他在纽约上的大学，然后入职《时代》杂志，跟着焦尼·米利学习摄影，进行着似懂非懂的交流DB真人。

　　再次回到中国的前夕，他还在欧洲见证法国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宣布参选。激荡的世界，一切都是冲击。

　　“看到一些文字问题，我就说这个人没有做功课，不想跟他说太多。因为是记者带到桌面上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他说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知识结构怎么样，你跟这个人谈不谈得下去。这在摄影里是同样的，如果这些东西不存在的话，你的画面能够表达什么呢？”“

　　trust and comfort”（信任和舒服），刘香成这样描述，几秒到几分钟是摄影跟人建立信任的过程。

　　刘香成抵达广州，在珠江边上，看到了穿着黑纱打太极拳的人，他按下了快门，成为其成名作《毛以后的中国》和展览“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的开始。

　　而一个疑问是：那一刻是先验者的灵光，还是工作里的无心插柳？历史临近的时候已然召唤了刘香成吗？

　　“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改革开放被我赶上了吗？是因为苏联的解体被我赶上了吗？这是一种积累性的输出。对我来说，二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么年轻，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而在这么多年之后我还在关注中国，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工作问题。”

　　他信奉当下的一切是过去的总和，这足以说明时间的重要，而时间又证明了一切。“我想这个年数摆在这里很能说明问题。”

　　“不需要把一切戏剧化。”他对那些总是说“自己正在经历历史”的年轻人这样说。

　　“如果这是一个大事，你就要拿出做大事的方式，不能够我搞几个月就结束了，我把兴趣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是吧？”

　　“ 《泰坦尼克号》，”他用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比喻这种严肃，“如果中国人要像一艘泰坦尼克号，这种巨大的轮船转向，它会造成多么大的涟漪。这么多的人口要改变的话，它当然会影响整个世界。”

　　这个比喻在今天也适用，如同《泰坦尼克号》会在今天的电影院反复上映，刘香成自1976年的珠江边到现在没有变过想法，他已经和他所拍摄的国度紧密相连。如他所说，“接下来，我要去拍摄‘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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